三談“亂世英雄”李梅齡
“新解”，是變換觀察和探尋的角度，力求更加深入、全面認識事物的嘗試。
一、“亂世英雄”李梅齡和倒逼出來的“李鳥”
二、低調(diào)的“李鳥”和高調(diào)的“國血”
三、緊守鴿人那方“靜土”，玩賽鴿不是玩政治
一、“亂世英雄”李梅齡和倒逼出來的“李鳥”
清末民初，外夷肆虐，內(nèi)戰(zhàn)黨爭，兵荒馬亂，社會動蕩。那年代，對于中國百姓來講，幸福與和平的生活完全是一種不可企及的奢望�？衫蠲俘g會同他的同好，通過信鴿活動，竟然在水深火熱的縫隙中找到了一塊“清靜地”，悄悄掀開了中國現(xiàn)代信鴿運動的大幕，專心致志地“煉”出了賽鴿品牌“李鳥”，李梅齡也無意間當上了中國現(xiàn)代信鴿運動的“亂世英雄”。
遠離動蕩，上世紀20年代，李梅齡透過留學德國的同學，購進了德國軍鴿研究所編著的德文版《德國信鴿競技飼養(yǎng)法》一書，又于1930年毅然放棄既無速度又無遠翔能力的正宗“本土國血”，首開引進洋鴿先例。追溯歷史，李梅齡的兩次“洋務”行動，是基于他自己，以及當年并肩戰(zhàn)斗的老一輩鴿人，在上海灘使翔“佛山流砂”、“淞江灰”、“嘉興灰”、“紫金砂”一類“本土國血”，和洋人抗衡中屢戰(zhàn)屢敗的共同經(jīng)歷和痛苦感受：鴿不如人，技不如人。
可以想見，學習《德國信鴿競技飼養(yǎng)法》，首次接觸國外先進賽鴿理論，讓天賦異稟的賽鴿界奇才李梅齡大師五氣周流，任督兩脈貫通。對如何科學系統(tǒng)地飼養(yǎng)信鴿，包括鴿棚建造、鴿具設備的配置、鴿種選擇、配育技巧、訓練方法等信鴿基本知識與基礎技術產(chǎn)生了極大的啟示，甚至啟蒙作用。
而引進優(yōu)秀德國鳥，則是高起點地把“鴿種”與“鴿技”配合，結(jié)合自身經(jīng)驗與領悟，用“德國鳥”后代戰(zhàn)勝在華的外國鴿友，既贏得了對手的尊重，執(zhí)中國信鴿界牛耳，且逐步形成了中國著名信鴿品牌“李鳥”。事實上，雖然打敗的只不過是區(qū)區(qū)幾位并非頂尖高手的洋人，但在當年中國信鴿界，仍然是驚天動地的大事。
這行為的本身，是中國鴿人第一次以全球視野跨洋越海地審視自己，是對不堪大任“花拳繡腿”的“本土國血”的徹底否定，是對自身不足的深刻反省，是對自己熱愛的信鴿事業(yè)的自我救贖。
打那開始，到他的離世，李梅齡大師堅守他的“靜土”，從不曾偏離李鳥的成功路徑：繼續(xù)高舉開放思想大旗，通過種種方法（包括“收編”洋人對手的鴿子）引進優(yōu)秀信鴿，鞏固和提升李鳥的品質(zhì)和參與質(zhì)量。他的事跡，為后世樹立了成功典范，影響之深遠，綿延至今，意義歷久不衰。
今天，重溫李大師事跡，又有了更進一步的感觸：
1、李梅齡以及老一輩中國鴿人不是先知，他們對信鴿千公里長距離飛翔能力的認知，是被僑居上海灘的在華洋人的洋鴿子“打”出來的。
2、學習《德國信鴿競技飼養(yǎng)法》，實際是“能者為師”，李大師向洋人“拜師學藝”的過程。
3、對曾經(jīng)鐘愛的“本土國血”的徹底失望和終極否定，以致引進“德國鳥”、“比利時鳥”后的李梅齡們壓根兒不曾想過讓正宗“本土國血”那類肉食用的“土雞”“輪回重生”。
4、李鳥穩(wěn)定的特征與賽績，是國內(nèi)優(yōu)秀鴿種極度稀缺難尋的那個年代，離開“德國鳥”鴿子難以歸巢的現(xiàn)狀下，李鳥被迫經(jīng)常性“回血”，客觀上起到血統(tǒng)固化作用。
5、當年艱難而狹窄的引進途徑，是李鳥在全國大范圍普及的客觀原因之一，在當今開放年代，三兩系鴿子統(tǒng)轄天下的局面，難以想象也難再現(xiàn)。
6、從物種淵源上講，李鳥等“老品種”的形成，其實即是“洋鳥”在中國的本土化進程史。
可見，“靜”中有動，李梅齡的“洋務”活動，以及李鳥的形成和鼎盛，是當年中國落后的信鴿及活動現(xiàn)狀“倒逼”出來的。如同19世紀60年代，20世紀20年代和80年代，以及21世紀今天的華夏，泱泱大國，人口雖多，地域雖大，卻在政治、經(jīng)濟、軍事、科技上積貧積弱，處處被動挨打，或行將亡國、亡族、亡黨的關口，生死存亡“倒逼”之下，“洋務運動”、“五四運動”、“改革開放運動”、“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倡廉運動”注定爆發(fā)。
二、低調(diào)的李鳥，高調(diào)的“國血”，中國鴿界或許的最大誤解：李鳥為代表的“國血”，是中國人培育出來的極品超遠程鴿族
知人者智，知己者明，是謂“明智”，明智之人可以永遠進步。這是李梅齡等老一輩鴿人留給后人的“財富”之一。
在中國鴿界，李梅齡以及他的李鳥能夠家喻戶曉，絕大原因是“因鴿識人”，可見李梅齡生前為人穩(wěn)重、實干、專注卻又異常低調(diào)。
李梅齡及汪順興創(chuàng)下了國內(nèi)著名賽鴿品牌李鳥和汪雕，他們只把自己的鴿子稱為“老品種”，但于大師們?nèi)ナ啦痪�，始料不及的某年某日，它們卻被“好事者”“蓋棺定論”為“國血”，戴上了“國”字號高帽，理由是：“中國人培育出來的極品超遠程鴿族�！�
事實果真如此？
先看李鳥基礎：10羽德國鳥中其中一羽是歐洲千公里冠軍，其余均是千公里賽績鴿的平輩或后代。
次看李鳥形成的兩個階段：
一是恢復階段。即讓“洋鳥”在中國本土化，落地生根后恢復到已知的原有水平。6年后的1936年天津站一戰(zhàn)，“759”冠軍鴿的榮歸，標志著“德國鳥”飛翔水平得到恢復和印證。
二是繼承“前人”，繼續(xù)發(fā)掘、挑戰(zhàn)和驗證歸巢極限能力階段。
之后幾十年，李鳥作為“老品種”主力，隨中國鴿界的進步而進步，偏愛歐美人不喜歡的賽距，把1000公里賽作為基礎賽距，不斷地延長并沖擊記錄，在正式比賽上完成了3000公里賽程。
再看幾段信鴿歷史：
1871年，從英國倫敦的水晶宮司放賽鴿，賽程1000公里，是世界最早的長程賽。
上世紀30年代前后，在中國首先倡導和舉辦信鴿千公里比賽的是在華洋人。
1981年，美國舉行的一次4072公里超長距離賽，鴿主肯特爾的血統(tǒng)為詹森X勃萊考克斯的“藍巴龍”號1979VDS38雨點雄鴿，完成了這次世界上最長賽程的比賽。
（印象中：還在法國殖民越南時期，一羽法蘭西信鴿飛行1萬多公里，從越南飛返法國。由于找不回準確資料，本文不作引用。）
而迄今為止中國最長距離賽事：上世紀90年代后上海信鴿協(xié)會多次舉辦鄯善—上海的信鴿比賽，空距約3000公里，歸巢率不到1%。
以上可見，第一，洋人第一次開展千公里長距離賽比中國人的第一次早了半個世紀；第二，不僅上世紀20年代前后在華的歐美僑民巴斯固爾、巴爾、范波等人帶來的“洛根”、“鮑克”、“巴爾”鴿，包括后來李梅齡引進的德國鳥，都明證了洋人不但一直開展千公里長距離賽，而且已發(fā)掘和篩選出了優(yōu)秀的長距離信鴿；第三，“國血”至今尚未能突破美國“藍巴龍”創(chuàng)下的4072公里世界最長賽距。
由此，人們看到了一個“殘酷事實”：國外優(yōu)良信鴿的超遠程飛翔能力和潛質(zhì)，先于“國血”而存在，強于“國血”而展現(xiàn)，這種能力和潛質(zhì)不但早被西方人認知和發(fā)掘，并且還在繼續(xù)挖潛，而非中國鴿人獨家培育和創(chuàng)新，中國鴿人作為后者，更像是“后知后覺”者。
那么，中國鴿人對“國血”，即所謂“超長距離鴿族”的培育作了什么貢獻？他們進行的又是一種怎么樣的培育？
分析此問題前，須明確一個概念：“創(chuàng)新和突破性培育”是指該信鴿本身不具備超長距離歸巢（或某類特性）的能力，作育者（鴿主）通過科學的配育，育殖出擁有超越親鴿原有特性的后代，若形成穩(wěn)定，則視為新品種新品系的誕生，反之，則歸類為對原有能力和水平的“維持、恢復和挖潛式培育”。
來看人類運動例：
人類100米短跑，是速度、反應與爆發(fā)力的競賽，馬拉松長跑則是耐力賽。假如讓馬拉松運動員參加百米大賽，完全可以預知輸定，甚至連四、五流的選手都跑不贏。相反，如果讓百米運動員跑馬拉松賽，即便保持跟隨性的速度，也因體能難以支持早早被拖垮。
這是說，兩者是不同特質(zhì)的人進行的不同類型的比賽，也提示人們必須承認一個事實：所謂不同類型的差異，是天生的、天賦的、與生俱來的，也是運動競技選才時必要和優(yōu)先的考慮。
再看賽鴿比賽：
假如把向終點沖線看成賽鴿的歸巢辨向能力（有心），則體能類型是能否以優(yōu)異成績，或者能否完成沖線（有無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換言之，賽鴿超長距離不歸，歸巢辨向力并非唯一原因，體能類型同樣具有決定性，賽鴿就算擁有超長距離辨向力，屬于速度爆發(fā)而非耐力類型的賽鴿，必然在不符合自己類型的比賽中不歸或落敗。
綜上所述，現(xiàn)今“國血”仍然處于李鳥形成史上的“繼承前人，繼續(xù)發(fā)掘、挑戰(zhàn)和驗證歸巢極限能力”的第二階段。在此階段，中國鴿人為了讓賽鴿在超長距離賽中完成賽事所做的“定向培育”，除繼續(xù)針對歸巢辨向力的“恢復和挖潛”外，同時也是對耐力類型特性賽鴿的傾斜性篩選，實際結(jié)果是超長距離辨向能力與耐力體格類型傾斜式的恢復和挖潛式雙向培育。這便是“國血”超遠程定向培育的實質(zhì)和貢獻。即便如此，也無證據(jù)表明這種貢獻與國外鴿友早期培育千公里長距離賽鴿的手法存在突破和實質(zhì)性差異。
更需強調(diào)的是，在需求決定賽事的前提下，現(xiàn)今的歐美鴿友因缺乏需求，或需求不足（也包括條件所限）不舉辦或很少舉辦超長距離賽，不等于他們過去和現(xiàn)在手上的鴿子沒有超長距離飛翔能力。相反，他們舉辦的各類長、短距離賽，以及中國鴿人引進洋鴿后開展的信鴿活動，都證明了洋人手中許多反復篩選過的優(yōu)良信鴿，包括短途快速鴿，本身已具有超長距離辨向能力的先天特質(zhì)，例如詹森鴿，連詹森們都認為自己鴿子不能飛長距離，事后卻被他人證實高速短平快詹森鴿的后代，不但可以在長距離賽甚至超長距離賽上登頂，而且更加早熟和快速，譬如“藍巴龍”。
信鴿培育是遺傳科學，科學講嚴謹，要數(shù)據(jù)更要事實，而且常常（反映本質(zhì)的）事實比（證明事實的）數(shù)據(jù)更重要。中國鴿人尚未進行，而洋人上世紀80年代卻已嘗試成功了4千公里超遠程賽事的現(xiàn)實下，中國鴿人怎么可以單憑國內(nèi)部分地區(qū)年年舉辦也算有規(guī)模、目前也算獨樹一幟的2-3千公里超遠程賽，就斷言“國血”是中國人“突破和創(chuàng)新性”培育出來的極品超遠程鴿族？
三、緊守鴿人那方“靜土”，玩賽鴿不是玩政治�！爸袊速愔袊潯薄c奧林匹克體育精神相悖的有害思潮
現(xiàn)今有一種趨向，有人把“老品種”升格為“國血”，又把“國血”定義為“中國人培育的極品超遠程鴿系”，再解讀為“中國已經(jīng)成為賽鴿強國的明證”，進而提升到“中國人養(yǎng)中國鴿”、“中國人賽中國鴿”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高度，賦予了“國血”超技術、超科學和超體育的政治和民族主義義涵，以“又紅又�！卑选皣蓖粕狭速慀澾\動神壇。
可是，參與體育玩賽鴿，本質(zhì)上玩的是拒絕歧視，拒絕政治介入和干涉的超國界、超民族的拼搏競爭、奮發(fā)向上，和人類友誼與和平的奧林匹克體育精神。
《奧林匹克憲章》規(guī)定：“奧林匹克運動的宗旨是，通過開展沒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并按照奧林匹克精神——以互相理解、友誼、團結(jié)和公平比賽精神的體育活動來教育青年，從而為建立一個和平而更美好的世界作出貢獻。”又指出“奧林匹克主義的宗旨是使體育運動為人的和諧發(fā)展服務”。
它表明，奧林匹克體育運動致力于拒絕歧視，擺脫政治、社會干涉，努力營造人類社會和諧之“靜土”。這也正是李梅齡與李鳥，老一輩鴿人和“老品種”成功的主要經(jīng)驗和貢獻。試想，假如“中國人養(yǎng)中國鴿”，李鳥、吳淞、G絳等“老品種”會誕生嗎？進入21世紀后，飛得又快又遠而且具有突破性的“新品種”還會問世嗎？再如，“中國人賽中國鴿”，你是以洋人、洋鴿、洋教練和洋外援為敵，將之掃地出門，還是向李梅齡大師學習，把巴斯固爾們當賽場好友和好對手，與他們和平共處，同場競技，促進活動，共創(chuàng)和諧社會？又是否說引進外援、外教、外國先進和為滿足需求而設置的形式多樣的賽制或賽項，中國反而不能成為體育強國？
可見，一旦體育政治化、民族主義化，鴿友們便被迫當上“政客”和“民族主義者”，排他、歧視、對立和分裂勢必橫行猖獗，信鴿活動變味之余，嚴重沖擊賽鴿規(guī)律和科技系統(tǒng)的研究，阻礙賽鴿運動的健康和正常發(fā)展，也可預知中國賽鴿活動必定走向混亂和衰退。
放眼國外，從未見過比利時、荷蘭、德國等賽鴿強國有“比血”、“荷血”、“德血”稱謂，他們依托傳統(tǒng)、成熟、穩(wěn)定和有利于持續(xù)發(fā)展的信鴿活動體制和環(huán)境，依然保持著賽鴿強國和優(yōu)質(zhì)信鴿培育國的地位，并常年不斷地向世界各地信鴿愛好者提供良種信鴿。
回看國內(nèi)，那些不存歧視，拒絕“政治”介入，不受“國籍”“華族”意識束縛的中國鴿人，譬如李梅齡們，多能視野開闊，輕裝上陣，既朝氣蓬勃，且多有成就，事業(yè)上常有突破和創(chuàng)新。反觀那些糾結(jié)“國”字號，更像把“國血”當“出土文物”來炒作的“鴿界政治家”和“民族主義者”們，不但思想與行為抱殘守缺，不求上進，背負沉重，步履蹣跚，而且大多鴿棚“臟、亂、差”，“創(chuàng)業(yè)無能，守業(yè)無力”，甚至可以送他一只冠軍，養(yǎng)出一群“雞”！事跡與貢獻乏善可陳，其中又有某些人不甘平庸，不但不與奧林匹克體育精神“接軌”，反而專行“脫軌”之事。
人們參與信鴿活動玩賽鴿，不是玩政治。當你剝離“中國人賽中國鴿”那件華麗怪異的政治外衣，還原“國血”的本來面目時，其實事情非常簡單，“國血”不過是“優(yōu)秀信鴿在中國本土化后的‘老品種’”！有鑒于此，實事求是的中國鴿人，為何不讓它回歸它沒有政治色彩的本義？難道棚里鴿子下個蛋，本來無關階級、政治、民族事，也要操弄成冠冕堂皇的“紅旗下的蛋”？又或者只因一句“國血”“已經(jīng)約定成俗”，就讓錯誤真理化，為謬誤鳴鑼開道，讓真理肅靜回避？
或許有人質(zhì)疑：那還要不要表彰中國鴿人的貢獻和弘揚中華民族氣節(jié)？
答曰：肯定要！多些“實”的，不要“虛”的，那就是緊守賽鴿“靜土”的李梅齡、汪順興等前輩早就展示的，華族后世應該世代相傳的、真正能讓中國進入賽鴿強國的中國鴿人精神：
空談誤棚，實干興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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